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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跑斷腿”到“零見面” ——感受行政體制改革的加速度 從思想破冰到轟轟烈烈的實踐，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博弈，始終在40年的改革探索中交織前行。 清華大學錢穎一教授評價，中國40年改革無非兩個主題：開放與放開。 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鄧小平在會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提出要對黨和國家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重要思想。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這是一項加速度向前的改革，千禧年前后提速，黨的十八大后進入“快車道”； 這是一項刀刃向內的革命，“摸著石頭過河”已來到深水區，不斷觸及、調整深層次利益見證改革的智慧與決心。 2034項精簡為249項—— 權力“瘦身、瘦身、再瘦身” 宏大的歷史敘事中，細節總是體現鮮明的時代色彩。 10多年前，省里某重點投資項目，從申請立項到竣工驗收，花了9年時間，政府部門蓋章53個，中介機構蓋章94個，審批費用（不含設計費和審計費）近85萬元。 幾個月前，投資35億元的海康威視武漢科技園，不到一小時，在武漢東湖高新區行政服務中心搞定注冊。“辦事效率高，服務態度好。”辦事人員祝婷感嘆。 行政審批，檢驗政府思想解放程度、辦事效率高低的重要方面。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推進，加入世貿組織（WTO）在即，與國際接軌，不斷摒棄計劃經濟色彩和地方保護主義成為主流呼聲。 1998年，深圳開全國之先河，啟動審批制度改革。隨后，廣東推廣深圳經驗，浙江也加入其中，繼而北京、安徽、陜西、青島、成都等地，也大刀闊斧，把改革之劍指向行政審批。 2000年下半年，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登上湖北的改革舞臺。 破冰，總是充滿艱辛。 某市一次動員會議上，分管副市長臉色陰沉。原定3月底以前，完成市級單位行政審批權清理申報，直到6月上旬，各單位的上報才姍姍來遲。 有人說，減少審批，意味著減少權力，減少收費，減少“小金庫”，可能危及“飯碗”，當然抵觸。 市領導語重心長：“為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上海、青島等地能精簡50%行政審批事項，我們也應能做到！” 革自己的命，削自己的權，咬定青山不放松。 2001年6月下旬，省級政府部門首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成，71個省級政府部門承擔的2034項審批事項，精簡至1144項，減幅達43.8%。 改革勢如破竹。 不斷論證、清理，省級行政審批事項經過幾輪取消、下放、調整，截至目前，省級行政審批事項已減至249項，成為全國最少的省份之一。 斬斷利益背后的灰色鏈條—— “紅頂中介”整治成響亮名片 改革，沒有一勞永逸。 如何進一步簡政放權，進一步提高企業、百姓的獲得感？ 某地一項調研顯示，原來在政府部門200元能辦的事，到指定中介機構，價格翻幾十倍。 “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說的就是“紅頂中介”。 這些機構不僅蠶食簡政放權的紅利，還滋生利益輸送、政社不分、事企不分等亂象。 2015年開始，省委、省政府部署，省編辦（省審改辦）牽頭，連續每年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重點整治“紅頂中介”，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張響亮名片。 不打招呼，隨機抽查企業；搬出賬本，火眼金睛抓貓膩……小分隊分赴各地，一次次斬斷利益背后的灰色鏈條。 普通人的命運是社會進步的風向標。 環評機構和環保部門脫鉤，宜昌的黃永文主動放棄環保局的“事業編”，到新成立的湖北正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任總經理。2017年，公司業務量達2400多萬元，是以前他在宜昌市環境保護研究所做環評項目的3倍之多。 圖審機構脫離“母體”改制，黃石的程彩云帶著同事們從黃石建委大樓搬出來，一心一意打理黃石市正興建設工程設計審查有限公司。以前圖審單子“送”上門，現在主動出去送服務、找市場。2015年公司業務量200多萬元，2017年達700多萬元。 簡政不是減政，放權不是放任。 黨的十八大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內涵不斷豐富，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簡稱“放管服”改革），三管齊下：全面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這一類別，推行“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所有行政審批事項辦理時限均比法定時限壓縮1/3以上…… 這家“便利店”24小時不打烊—— 開啟找政府辦事“零見面”時代 相比改革本身，其背后成功的邏輯更令人神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 獲得感，來自生活中的點滴小事。 2017年12月26日，全省政務服務網上線試運行。這家“便利店”，24小時不打烊！隨著事項的不斷錄入，未來不管找政府哪個部門辦事，上“一張網”就可以。 從無到有，是一場革命；從有到優，是一個過程。 省編辦（省審改辦）主任饒志國說，這項工作意味著我省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發生質的飛躍。 從精簡行政審批事項，到集中的政務服務中心，再到統一的“網上辦事大廳”，也就這幾年的事。省衛計委審批辦副處長王娟感嘆，黨和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大，效果明顯，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老百姓辦事越來越透明、越來越方便。 改革如大江之浩蕩東流。 20年前，北京海星凱卓計算機公司和陜西華星進出口公司，利用中國商品交易中心電子商務系統進行了我國首單電子交易。彼時，人們不曾料到，網購會席卷生活的每個角落，路邊一個小攤販都會貼出一張二維碼。 今天，我們又站在了這樣的歷史起點。“一張網”，已開啟找政府辦事“零見面”的新時代。 7次機構改革—— 不斷適應發展的市場經濟 出乎預料、前所未有、全面變革、深刻重構…… 2018年春，《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公布，海外媒體給予高度評價。 歷經數次機構改革，省編辦副主任楊衛東感觸頗深：“以往是中央改完省里改，這次完全不一樣，與中央接茬進行。以往強調精簡，這次強調優化協同高效。”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1982年—1986年，全國首次機構改革，建立正常的干部離退休制度，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建立鄉人民政府。 1988年，第二次機構改革，首次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的重要觀點。我省相應撤銷了建材、紡織等工業經濟主管部門。 1993年—1997年，第三次機構改革，推動政企分開，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和市、區、鄉三級管理權限。 2000年，第四次機構改革，涉及面最廣、改革力度最大。省政府機構由55個減少到41個，精簡行政編制和政法專項編制4.6萬名，省級政府部門行政編制平均精簡48%。 2003年，第五次機構改革，省發改委、省商務廳、省國資委等單位登上歷史舞臺。 2009年，第六次機構改革，推進大部制，組建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組建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2014年，第七次機構改革，穩步推進大部制改革，組建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一次次啃骨頭、拆籬笆，并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往復，而是不斷改革，不斷調整，不斷適應發展的市場經濟。 中國式制度創新，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激發起奮進新時代的磅礴偉力。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陳會君、通訊員雷明、梅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