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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從你有記憶開始，中國的一線城市就一直是北京、上海、廣州，后來加入了一個深圳。 但最近幾年，不少城市蠢蠢欲動，開始覬覦“一線城市”的稱號。在中文互聯網的各個主要戰場，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為自己城市辯護：重慶人說我們有摩天大樓，天津人說我們離首都最近，蘇州人說我們的園林和現代城市完美結合，南京人說我們可是六朝古都，武漢人說我們不僅是九省通衢還有百萬大學生…… 圍城的人想出去，圍城外的人想進來。那么，誰最有希望成為下一個一線城市？ 一線城市是什么 如果你從事城市研究，那么你首先要面臨的就是多到讓人頭暈的城市名詞。 “一線城市”在中國，并不是一個定義，而是一個房地產名詞。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解釋，國家統計局進行住宅銷售價格調查的城市有70個，專家學者在分析房地產市場時通常將這70個城市劃分為一、二、三、四線城市，其中一線城市為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個城市。但是“一線城市”的標準是什么，沒有人知道。
除了“一線城市”，還有“超大城市”。2014年國務院說，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就叫超大城市。但《外交政策》又說，交通基礎設施，比如高速公路、橋梁、高鐵，也是中國超大城市的考核指標。 除了“超大城市”，還有“超級城市”。在城市學者McKinley Conway那里，超級城市不僅要能滿足居民的生存性和社會性需求比如食物、健康、安全、教育等等，還要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健康有活力的經濟環境。但到了哈佛設計學院教授Diane Davis那里，超級城市甚至可以影響大眾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 其實，不管是用“一線”、“超級”、“超大”、“首位”還是別的什么詞語來形容一個國家的頂級城市，它們背后的所采取的衡量指標都是相似的，也是不斷在改變的。1999年時，擁有100萬人口的城市就能被稱為超大城市，到如今，這個數量擴大了不止10倍。
但一些基本的衡量指標輕易不會改變，比如人口、交通、經濟長遠發展等。所以，我們先用人口和GDP兩個硬指標，選出幾個備選的“一線城市”，再通過更加精細的指標找出最有潛力的城市。 目前，除了北上廣深，人口超過一千萬的城市，至少還有10個，包括6個直轄市或省會城市重慶，成都，天津，石家莊，武漢，哈爾濱，以及4個地級市蘇州，保定，臨沂，南陽（2016年數據）。但保定除了有驢，臨沂除了有楊永信，南陽除了有諸葛亮，似乎都不太夠得上一線城市的標準。
考核完人口，再看一下2016年GDP排名前十的城市，前四名不用說，肯定是現有的4個一線，余下的6個城市按順序分別是，天津、重慶、蘇州、成都、武漢、杭州。 綜合以上這兩個基礎指標，可以列出如下候選城市，天津、重慶、蘇州、成都、武漢、杭州，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上一個江蘇省會，2016年GDP排第11的南京。 在這些城市中，有一個在基礎數據上的表現遠遠超過其他候選者，重慶。重慶目前有3048.43萬人口，不僅遠超其他所有候選者，比北京（2172.9萬）和上海（2419.7萬）還要多，重慶的轄地面積82400平方公里，也遠超上述討論的其他城市，體量龐大的GDP背后是同樣龐大的人口和地域。
但重慶卻有一個硬傷。在重慶的行政版圖中，有許多地區尚以脫貧為目標，這也導致重慶的城鎮人口比重僅占全部人口的62.60%，是候選城市中唯一沒有超過70%的。鑒于這幾項基本數據，重慶雖然欣欣向榮，愛唱紅歌，但離一線城市還有相當不小的差距。所以，在這次的討論中，重慶率先出局。 長三角還是京津冀 不過，對于普通人來說，一線城市不止是GDP數據的集合。人們對城市的感知永遠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一線城市永遠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衡量生活好壞與否，最直接的標準就是錢。 所以，我們決定使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做為指標，即家庭總收入扣除所得稅、社會保障費及調查戶的記賬補貼后的收入，可以直觀的反映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財力。
除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這3個城市還各有軟肋。天津是空氣質量，根據環境保護部的數據，在2016年11月1日到2017年2月1日的三個月之間，天津空氣質量在嚴重污染級別的有7天，重度污染有17天。 同一時間段在候選城市中，除了成都有1天嚴重污染，17天重度污染，其他城市都沒有嚴重污染天氣，重度污染也都在1-3天之內。想想每年冬天不絕于耳的京津冀霧霾新聞，這個結果并不讓人感到意外。作為一個常年被北京吸血的城市，逢冬必霾的天津怎么可能有躋身一線城市的希望。
武漢的軟肋體現在經濟發展潛力上，雖然上述城市的GDP都在不斷增長，但武漢和蘇州是唯二兩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負增長的城市，還是唯一一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負增長的城市，這實在讓人懷疑武漢到底是不是“九省通衢”。 武漢吸引不到投資，也留不住人。武漢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數量位列全國城市第三，但是畢業生們大多不愿意留下來。從2007年開始，畢業生留漢就業比例逐年遞減，2011年首次跌破50%，僅為47.04%，難怪武漢不惜用“買房租房都8折”來挽留大學生。但這個政策還是惹毛了畢業生，因為他們發現8折的房子只是安置房。
那成都呢？成都最大優勢是美女太多，最大的劣勢是位置太偏。成都距離發達的東部沿海較遠，周邊也尚未形成大型都市圈。而其他城市要么身處京津冀都市圈，要么身處長三角都市圈，這些都市圈內部的交通都比較便捷，城市互相能夠抱團取暖。武漢雖然也是單兵作戰，但好歹處于四通八達的中部樞紐。此外，成都跟重慶一樣，也面臨城鎮人口比例過低的問題，僅有70.6%，比其他候選城市都低。 不是首都，又各有軟肋，天津，武漢和成都恐怕也很難成為第五個一線城市。 最后剩下的三個城市都來自長三角都市圈，蘇州，杭州和南京。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乍看之下這三個城市在長三角地區簡直是三臺大型人口抽水機。但這三個城市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卻存在巨大差異。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院合作開發構建了一套中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用來衡量一個國家、地區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這套新的指標框架由五個主題構成，分別是：經濟發展、社會民生、資源環境、消耗排放和治理保護。 根據該指標計算出的2015年70個大中城市可持續發展狀況排名，杭州排名第4，南京排名第10，蘇州甚至沒進前30。 如果說這個衡量系統過于繁復，且算法不完全透明。那還可以使用一個最簡單的衡量指標來審視，單位GDP能耗，指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地區）每生產一個單位的國內（地區）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能源。
相比其他城市，杭州是民營企業的天堂，根據全國工商聯經濟部發布的《2016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報告》，浙江省以134家的數量名列第一，其中僅杭州市就擁有50家。
杭州也是創業者的天堂，科技部的一份報告顯示，2016年杭州的獨角獸企業——也就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稀少、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創業企業，總估值達到了1335億美元，占全國總估值27%。要知道，隔壁上海的獨角獸企業總估值也只占到全國的15%。 杭州還是唯一一個把信息經濟加入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城市，可以看出杭州市政府有多么得意。2016年，杭州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2688.00億元，增長22.8％，占GDP的24.3％。其中，電子商務產業、移動互聯網產業、數字內容產業分別增長45.2％、45.1％和35.0％。 或許用不著這么復雜的數據，阿里巴巴和網易，就已經可以代表千言萬語。
如果回到十幾年前，杭州其實并沒有這么風光。21世紀初，上海逐步演變成一個現代綜合服務中心。對長三角地區城市來說，上海就是一只吞噬一切的巨獸。杭州原有的一些中心城市的功能逐漸被上海所替代。與此同時，滬甬跨海高速通道的興建，寧波、溫臺地區與上海的距離大幅度縮短，省會杭州淪為“不得不去辦公文”的地方。 2001年，杭州前不見通路，后不見歸途。當時杭州產值比重最高的不是什么信息技術，而是紡織行業。而當時的蘇州借著外國人的投資熱情，正在朝IT產業一路狂奔。2001年，蘇州的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在制造業中所占比重達到16.43%。1998-2001年蘇州市合同利用外資179.93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16.03億美元，分別是杭州的6.53倍和6.7倍。
但身處浙江的杭州不靠政府“扶持”，而是靠民間。截至到2017年9月，目前浙江民營經濟占全省GDP總量的65％，貢獻了全省54％的稅收和80％的就業崗位，平均每11個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而杭州作為浙江的省會，擁有產生自教育資源的人力資源優勢的同時，也更多地享受到了浙江省私營經濟發展帶來的經濟和政治機遇。
雖然根據官方數據，杭州的人才凈流入率2017年前三季度達到11.78%，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位，被北上廣趕走的外地人，正在用腳投票。但杭州人口的絕對數量還是太少。2016年，杭州常住人口僅為918.8萬人，外來人口182.8萬人，比起一線城市動輒2000萬的常住人口、800萬以上的外來人口，杭州追趕起來實在有些吃力。
盡管這種規劃往往不會被遵守，例如北京、上海過去幾十年做的人口規劃都是遠遠超出，但規劃還是反映了杭州地方政府的目光短淺。直到2017年，二線城市才意識到人的重要性，紛紛開啟搶人大戰。假如未來杭州不能拿出足夠的誠意和吸引力，那它得來不易的地位將會很快消失殆盡。 |
